台上黃子華說，小時候母親問他長大了想做甚麼，他答：「做嘢？講笑。」然後他說多少人小時說過做律師、醫生也不成，反之他起碼也眞的可以站在台上講笑了。這時，他又一次博得全場歡笑。他略一低頭，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，深知又得手了。

如果不嫌煮鶴焚琴，我們可以看到，前後「講笑」的不同，在於指涉意思的轉換，從日常理解的「漫不經心」變成三晚伊館的「刻意表演」。一個劇場以外的現實中習慣多年的符號、一種約定俗成的符徵／符指關係就此拆毀。前後指涉的極端差異大抵就在那一瞬間構成某種悖反的情境，使觀衆歡笑。

笑匠應該擅長這種拆解。整晚《棟篤笑》都充滿了爸爸只是一個 option、遭老闆責罵是給後父刻薄、追求人生所餘快樂是飲酒最後包走靚橙、民運是吃自助餐、愛情是生意是全職工作、結婚是上市等等。用語的俗例既然是人為的，拆解當然可以是對現狀的顚覆，如果拆解又使人發笑，則笑聲裏的親和與認同，更是做成顚覆的有利環境。這或許暗合了巴赫金所說，笑是對權威的挑戰。

然而在那晚伊館裏，任何希冀透過歡笑來挑戰權威或破除成例的想法，都只能是一廂情願的。如同《棟篤笑》這個中譯，完全是向地道的通俗文化的獻身，而並非破除舊俗，所以顧不了「棟篤（企）」的是笑匠，而「笑」的卻是安坐的觀衆的尷尬割裂；笑匠的演出僅在博取觀衆的笑聲，從沒承諾擔當其他的任務。於是，為了全場觀衆認許的笑聲，重建的原則必然還是社會成規。拆建之間，只是不同俗例的變換，而非新舊的交替。

上次演出他說自己的擁躉住在三水的居多，引得場內笑聲；今次說自己返回大陸談戀愛，還學表妹的鄉音，笑聲又爆發起來。這中間即使含有自嘲，笑聲中源於香港文化的沙文共鳴還是清晰可聞的。另一方面，既然表演給定位做城中娛樂工業的新產品，銷售的成敗自然要服從以量論定的習慣。再沒有對優皮或自認優皮者的揶揄，再沒有小圈子的笑料，顯然都是因為考慮到觀衆數量的緣故。而笑料更通俗，也便可以預期。

例如把心割出來後用手顯示跳動，人工製造回聲效果等，大概《歡樂今宵》的藝員早已熟練。模仿石堅、倪匡、白韻琴，自吳鎮宇、王傑等身上取材，都和羅浩楷、盧海鵬、莊文清等的模仿演出幾沒有兩樣。諸如此類，正可看到劇本構思仍然沒有勇氣離開通俗文化的保護。如同博士「無知識」，不懂三穿七；專家以打籃球代洩性慾的提議；用「唔好問」來拒絕教師問書（上次用李小龍的典故），雖然還未到反智地步，但是民粹唯上的心理，卻昭然可見。當這些笑料都能夠引起全場的笑聲，甚至是整晚最煞食的笑料時，我們自然明白新產品寄生在整體文化工業之下，工業塑造出來的價值為依歸，自然也是推銷新產品的最佳保證。

問題是，以這種寄生方式存在的笑料多的是，例如電視藝人同樣原理的表演不但得不到讚賞，更卻落得「廉價」的鄙夷，反而一個要購票買笑的表演可以得到交口稱譽，又是甚麼原因？也許，關鍵不在笑匠身上，也不是甚麼笑料的問題，而正是表演方式提供的語境或文理的作用。《棟篤笑》不但擺明是笑，而且源自外國的 stand-up comedy，當然和《歡樂今宵》甚至傳統的插科打諢不同。準沒錯的，這是個笑的場合，形式已經提供引子，觀衆入場已作好心理準備來笑，所以兩次表演如出一轍，一說起粗口來便笑聲震天，連黃子華說去飲水也可博得笑聲。在這方面，黃子華和周星馳或許沒有兩樣。這種反應與其說是觀衆對笑的飢渴，倒不如理解為一種條件反射；而笑，是非道德、非理性的，正是觀衆思想度假的好環境。

思想既然要度假了，要稍事思考的笑話效果當然不大。觀衆都樂意處身於一個安樂自然的環境中，讓笑匠提供快感，所以上次結束讓人 fuck 沒多少人介意，今次散場對一句「去你的」也大抵歡迎。在這裏，巴赫金那種視笑為一種工具的看法是不管用的，而「拆解 — 悖反」的分析也只能解釋搞笑成功的充分條件。預設了笑的形式，以及觀衆對這形式的認可，或許正是「能笑」（the laughable）的必然條件。我無意用言之無物，或保守的意識形態，來否定黃子華的《棟篤笑》，那樣的批評只會淪為一種道德的泛濫。每個人都有權放假，甚至偷懶，歡笑的觀衆自不例外。笑匠既然專注於提供歡笑，而現場又的確有整整兩小時的笑聲，這便是一個達到目的的表演。不過，在「好笑」、「精采」、「值得捧場」等連聲讚許之餘，做一點脫離印象層次的討論，雖然絕不好笑，或者還是有意義的。